• 商朝伊尹著名人物介绍

    商朝伊尹军事

    本名:伊挚、阿衡,别称:伊尹,所处时代:夏朝末年商朝初年 商朝初年著名丞相、政治家、中华厨祖

    伊尹(公元前1649年—公元前1549年),伊姓,名挚,小名阿衡,“尹”不是名字,而是“右相”的意思。夏朝末年生于空桑(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一说河南开封杞县,一说山东菏泽曹县),因其母居伊水之上,故以伊为氏。伊尹为商朝初年著名贤相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他也是中华厨祖,中原菜系创始人。约公元前16世纪初,他辅助商汤灭夏朝,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来治理天下,就是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他任丞相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商朝国力迅速强盛。伊尹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五十余年,为商朝强盛立下汗马功劳。沃丁八年,伊尹逝世,终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将伊尹安葬于都城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附近,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伊尹被后人奉祀为“商元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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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朝伊尹军事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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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姬同启强之评

    前537年,晋国中军将韩起护送晋女到楚国完婚,上大夫叔向做副手。楚灵王打算了韩起的脚让他做守门人,阉了叔向让他做内宫司宫,问手下们意向如何,䓕启强反话正说,提及韩起之下有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叔向之下有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认为他们都是诸侯能选拔的能人,如果羞辱了晋国,必定招致报复,楚国的大臣们都要做俘虏了。楚灵王认错,要䓕启强别再说了。

    姬同数典忘祖

    前527年十二月,晋国的荀跞到成周去安葬穆后,籍谈担任副使。葬礼结束后,周景王和荀跞除去丧服饮宴,以鲁国进贡的壶作为酒杯。周景王问荀跞:“伯氏,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荀跞向籍谈作揖请他答复。籍谈回答说:“诸侯受封的时候,都从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来镇抚国家,所以能把彝器进献给天子。晋国处在深山,与戎狄为邻,远离王室,天子的威信无法到达,我们拜服戎人都没时间,怎么能进献彝器?”周景王说:“叔氏,你忘了吧!叔父唐叔,是周成王的同胞兄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得赏赐吗?密须之鼓和它的大路战车,是周文王用来大蒐礼检阅军队的。阙巩之甲,是周武王攻克商朝时穿着的铠甲。唐叔接受了这些明德之器,用来居住在境内有着戎人和狄人的晋国地域上。这以后晋文公接受了周襄王所赐的大路、戎路的战车,还有斧钺、黑黍酿造的香酒,红色的弓和勇士,保有南阳的土田,安抚和征伐东边各国,这不是分得的赏赐是什么?有了功勋而不废弃,有了功劳而记载在策书上,用土田来奉养它,用彝器来安抚它,用车马衣服来表彰它,用旌旗来显耀它,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这就是所谓福。这种福佑没有被记载,叔父的心哪里去了呢?而且你的高祖孙伯黡当初掌管晋国典籍,以正卿的身份主持国家大事,所以称为籍氏。等到辛有的次子董到了晋国,在这时才有了董氏的史官。你是司典的后裔,为什么忘了呢?”籍谈对答不出。客人退出去以后,周景王说:“籍谈的后代恐怕不能享有禄位了吧!举出了典故却忘记了祖宗。”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源。籍谈回国后,把这些情况告诉叔向。叔向认为周景王恐怕不得善终,作为天子没有服满丧期就饮宴奏乐,是不合于礼的。言语用来考核典籍,典籍用来记载纲常。忘记了纲常而言语很多,举出了典故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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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恒总评

    刘恒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刘恒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恒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刘恒的政治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刘恒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刘恒历代评价

    司马迁:“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班固:①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②“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荀悦:“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於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桓子:“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於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徵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谓通而蔽也。”

    曹丕:“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刘恒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

    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於百金之台,昭俭於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

    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

    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刘恒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

    钱时:“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刘恒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刘恒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刘恒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

    王夫之:①“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②“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详细点击:【汉朝:刘恒(汉朝的第五个皇帝,刘邦第4子)】

  • 白圭,字宗玉,明北直隶南宫县人。正统壬戌进士,授御史。从驾北征,土木之陷,十三道御史得生还者仅二人,圭其一也。时京师戒严简廷臣分出选兵勤王,圭得泽州。虏退,还升山西按察司副使,景泰中升浙江右布政使,天顺二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贵州苗贼作乱,圭帅师讨平之,未几召为兵部右侍郎。时北虏孛来寇庄浪,命圭往赞军务获虏二十辈,追战花马池等处,又连捷虏解去。升工部尚书,督造裕陵(明英宗的陵墓)、修建承天门(即天安门)。成化二年,荆襄贼千斤刘通啸聚势甚猖獗,上命抚宁伯朱永总兵征之,而以圭提督军务。千斤刘就擒,献俘京师,适值父丧还葬。明年加太子少保,升从一品俸,兼兵部尚书。驿召至京,又令提督十二营操练,寻赐玉带、宝刀、织金麒麟服,以宠异之。九年以母丧去位,起复视事。卒于成化十年十二月,年仅五十六,讣闻赠少傅,谥恭敏,赐祭葬。

    圭伟仪状,有才识。历官中外,数从军旅之事,累有劳效,而荆襄之功为最人称其能。然乏清誉,既没而诸子以分财不均阅讼,闻者嗤之。

    详细点击:【明朝:白圭】

  • 卫青墓的封土为二层台覆斗形,是茂陵陪葬重臣中最大的一座,墓底部东边长113.5米,南长约90米,北长72.6米,西长107.2米,高约25.5米,顶部南北15、东西6米;高25.5米;占地面积 8064.55平方米,体积94412立方米。西北角凹进一部分,而西南角凸出一部分,遥望如一小山,南面坡陡,北面坡长缓,中腰有平台。(资料来自《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现存的这块墓碑,是清朝时立的,立碑人名叫毕沅(续《资治通鉴》的作者),是当时的地方长官(碑上署名兵部侍郎陕西巡抚督察院副右都御史毕沅)。卫青墓碑上的字是“汉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卫公青墓”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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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圣叹:是尉迟……写出好汉。

    袁无涯:披挂装点,有气色,又插马一句,更生色。

    余象斗:观此段孙立假捉石秀,使其军心无疑,行计者不可不知此行矣。

    此功深出于孙立等,可谓良智,首功亦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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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石友三于是重回冯玉祥麾下,参加中原大战,受命率10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石友三见状立即通电响应张学良,率部割据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次年,张将石友三部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三路军,石友三任总指挥,军部驻邢台,全军6.4万人。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在张学成等人的鼓动下,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出兵反对张学良。出兵后,石友三旋即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石友三逃往山东德州,托庇于韩复榘麾下,次年协助其暗杀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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