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朝商纣王著名人物介绍

    商朝商纣王郭沫若的评价

    本名:纣王,别称:子辛、帝辛、商纣王、殷纣王,所处时代:中国商朝 中国商朝末代君主

    纣王(前1105-前1046),子姓,名受或受德或辛,也叫“帝辛”。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 帝辛在位30年,后世称商纣王。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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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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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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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对历史的爱好者而言,很多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文化等历史知识方面的积累,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多闻、多思;敬请顺便多了解以下“推荐的历史常识”,也有利于增长自已的智慧;】

  • 祖父:商王太甲

    父亲:商王太庚

    哥哥:商王小甲、商王雍己

    儿子:商王仲丁、商王外壬、商王河亶甲

    详细点击:【商朝:太戊(商朝第九位君主)】

  • 焦触袁熙属下部将。时与张南一起领兵倒戈卸甲,向曹操投降。曹操封为列侯。

    曹操顾诸将曰:“青、徐、燕、代之众,不惯乘舟。今非此计,安能涉大江之险!”只见班部中二将挺身出曰:“小将虽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愿借巡船二十只,直至江口,夺旗鼓而还,以显北军亦能乘舟也。”

    曹操视之,乃袁绍手下旧将焦触、张南也。曹操曰:“汝等皆生长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来水上,习练精熟,汝勿轻以性命为儿戏也。”焦触、张南大叫曰:“如其不胜,甘受军法!”曹操曰:“战船尽已连锁,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战。”焦触曰:“若用大船,何足为奇?乞付小舟二十余只,某与张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须要夺旗斩将而还。”曹操曰:“吾与汝二十只船,差拨精锐军五百人,皆长枪硬弩。到来日天明,将大寨船出到江面上,远为之势。更差文聘亦领三十只巡船接应汝回。”焦触、张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已定,早听得水寨中擂鼓鸣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长江一带,青红旗号交杂。焦触、张南领哨船二十只,穿寨而出,望江南进发。

    南岸隔夜听得鼓声喧震,遥望曹操调练水军,探事人报知周瑜。周瑜往山顶观之,曹操军已收回。次日,忽又闻鼓声震天,军士急登高观望,见有小船冲波而来,飞报中军。周瑜问帐下:“谁敢先出?”韩当、周泰二人齐出曰:“某当权为先锋破敌。”周瑜喜,传令各寨严加守御,不可轻动。韩当、周泰各引哨船五只,分左右而出。

    却说焦触、张南凭一勇之气,飞棹小船而来。韩当独披掩心,手执长枪,立于船头。焦触船先到,便命军士乱箭望韩当船上射来。当用牌遮隔。焦触捻长枪与韩当交锋。当手起一枪,刺死焦触。张南随后大叫赶来。隔斜里周泰船出。张南挺枪立于船头,两边弓矢乱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两船相离七八尺,周泰即飞身一跃,直跃过张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张南于水中,乱杀驾舟军士。众船飞棹急回。韩当、周泰催船追赶,到半江中,恰与文聘船相迎。两边便摆定船厮杀。

    详细点击:【三国:焦触】

  • 刘骏父母

    父亲:宋文帝刘义隆

    母亲:昭太后路惠男

    刘骏后妃

    文穆皇后王宪嫄

    陈淑媛

    阮容华

    徐昭容

    何淑仪

    史昭华

    殷贵妃

    何婕妤

    谢昭容

    江婕妤

    史昭仪

    江美人

    杨婕妤

    杜容华,生刘子悦

    安陆王子绥、 庐陵王子舆并出继。

    刘骏子女

    儿子

    长子 前废帝刘子业,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次子 豫章王刘子尚,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三子 晋安王刘子勋,母陈淑媛

    四子 安陆王刘子绥,母阮容华

    五子 刘子深,母徐昭容,未封,早夭。

    六子 寻阳王刘子房,母何淑仪

    七子 临海王刘子顼,母史昭华

    八子 始平孝敬王刘子鸾,母殷贵妃

    九子 永嘉王刘子仁,母徐昭容

    十子 刘子凤,母何婕妤,未封,早夭。

    十一子 始安王刘子真,母谢昭容

    十二子 刘子玄,母江婕妤,未封,早夭。

    十三子 邵陵王刘子元,母史昭仪

    十四子 齐敬王刘子羽,母殷贵妃

    十五子 刘子衡,母江美人,未封,早夭。

    十六子 淮南王刘子孟,母杨婕妤

    十七子 刘子况,母江婕妤,未封,早夭。

    十八子 南平王刘子产,母徐昭容

    十九子 晋陵孝王刘子云,母殷贵妃

    二十子 刘子文,母殷贵妃,未封,早夭。

    二十一子 庐陵王刘子舆,母杨婕妤

    二十二子 南海哀王刘子师,母殷贵妃

    二十三子 淮阳思王刘子霄,母江婕妤

    二十四子 刘子雍,母谢昭容,未封,早夭。

    二十五子 刘子趋,母何婕妤,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二十六子 刘子期,母江美人,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二十七子 东平王刘子嗣,母谢昭容

    二十八子 刘子悦,母杜容华,未封,被宋明帝所杀。

    女儿

    山阴公主刘楚玉,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安固公主

    临汝公主

    安吉公主

    临淮公主刘楚佩,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皇女刘楚琇,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康乐公主刘修明,母文穆皇后王宪嫄

    县公主(被前废帝赐死),母殷贵妃

    详细点击:【南北朝:刘骏(宋孝武帝)】

  • 武丁,子姓,名昭,是商王盘庚的侄子,商王小乙之子。相传,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

    公元前1251年,商王小乙去世,武丁继任商朝君主之位。武丁继位后,想要复兴商朝,但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武丁因此三年不说话,将一切政事交由冢宰决定,自己则观察国家风气。

    详细点击:【商朝:武丁(商朝第23位君主)】

  • 大哥:魏王阿木哥,郭妃所生,1307年元武宗即位,封为魏王,赐兽纽金印。1311年元仁宗赐钞二万锭,1312年,赐庆元路定海县六万五千户为食邑。不久因为获罪贬谪到高丽耽罗岛,后来贬谪到高丽大青岛,后来因涉嫌谋反被贬谪到山西大同。1324年,元泰定帝将阿木哥召回京师,1324年六月去世。长子阿鲁,1330年被元文宗封为西靖王,出镇陕西;次子孛罗帖木儿,1324年袭封魏王,1353年在河南因为疏于防范被红巾军所杀。

    二哥:元武宗海山,生母答己王妃,1307年即位称帝,1311年去世。

    详细点击:【元朝:元仁宗(元代以儒治国的一代明君)】

  •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26](P308)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27](P23)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屠孝寔、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详细点击:【近代: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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